“山路再陡也要迈开脚步，动员再难也要如期完成。”这是托坪村驻村扶贫第一书记和锐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高黎贡山上的夜晚非常宁静，木柴在火塘里燃烧声噼里啪啦，和锐还在村民生产用房里动员拆旧复垦。这是一项易地搬迁后的接续工作。

　　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的托坪村是当地脱贫的硬骨头。托坪村多数群众常年生活在高黎贡山上，而他们需要从怒江边徒步上山，最远的一个村民小组需要步行5小时才能到达。

　　为了攻克贫困堡垒，如期让贫困群众告别绝对贫困，当地不敢有丝毫懈怠，调用所有要素对贫困形成歼灭之势。

　　2017年和锐从州级部门来到托坪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动员贫困群众搬迁，让他们从山上搬迁到与乡政府仅一江之隔的托坪搬迁安置点。

　　“易地搬迁是在为大家谋幸福，但群众却不理解。”和锐说，他们在动员群众搬迁时，大部分群众都不愿搬。

　　此后，他们“组团式”地对贫困户进行劝说动员，规划未来生计来源、带领大家去已投入使用的搬迁点参观。去年初，163户群众告别木楞房搬到托坪安置点的新家。

　　在搬迁任务繁重的怒江州兰坪县，全县易地搬迁人数占全州搬迁总人数的40%以上，面临比托坪村更难搬迁的情况。

　　兰坪县委常委杨海春介绍，为了打消搬迁群众的顾虑，兰坪县今年初成立了易地扶贫搬迁“背包队”，确保群众如期实现搬迁。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3月底，兰坪县易地搬迁安置点实现了100%的入住率。

　　今年以来，怒江州针对区域性整体贫困、素质型贫困、工作生活条件艰苦等特殊实际，开始组建“背包工作队”。在两天时间内，就有1500多名干部递交了“请战书”，第三天就打起背包出发。

　　福贡县公安局女民警波玉花是架科底乡阿打村背包工作队第四组组长，阿打村垂直海拔落差大，村民分散居住在海拔1100米至2500米的山坡上，波玉花与7名组员每天都在爬山下山、再爬山再下山，微信运动记录每人每天都在3万步以上。完成动员357名群众搬迁任务后，波玉花感慨道：“我们不是在啃骨头，我们是在啃钢板。”

　　怒江州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建了29支“背包工作队”，除易地扶贫搬迁“背包队”外，还抽调了500名干部，组建了15支劳务输出“背包小分队”，负责与群众沟通动员、带领群众到珠海务工，专项负责5000名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任务。

　　“搬迁只是第一步，后续工作更加重要。”杨海春说，为使搬迁群众尽快适应新生活，他们优化了“扶贫暖心团”服务机制，在安置点安排了党建、就业、就医、居家、社会保障等服务队伍，实行上门服务。“小到整理内务、使用电热水器，大到进行技能培训、组织劳务输出，我们对搬迁群众进行全方位的服务。”

　　为了充分发挥教育扶贫的作用，强化控辍保学力度，云南9个未摘帽贫困县采取“一对一”“N对一”责任包保劝返措施，各级干部、帮扶责任人和责任教师共同联动下沉入户，开展核查劝返工作。同时，加大立案起诉力度，做到应诉尽诉，做到控辍保学动态清零。

　　今年以来，泸水市对失学辍学家庭等提起诉讼47件、通过教育调解47起，劝返40人。并建立了89个关工委组织，开办了8个乡村少年宫、建立了“留守儿童之家”，关爱学习困难学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孤儿等困境青少年。

　　针对受疫情影响导致未摘帽县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回流的现象，云南省加强了与东部省份劳务精准对接，全力配合东部地区把贫困劳动力稳在企业、稳在当地，并压实省内重点区域、重要企业、重大项目稳岗拓岗属地责任，加强贫困劳动力返乡监测工作。

　　曲靖市会泽县雨碌乡的贫困人口超过1.8万人，群众收入来源单一。“我们‘背包’入户工作有效对冲了疫情对贫困户外出务工的影响。”雨碌乡党委书记付必树介绍，为了拓宽群众增收途径，让群众实现稳定收入。大年初二就组织干部职工“背包”入户，精准掌握群众外出务工情况，组织点对点的劳务输出；加强与企业对接，通过劳动技能培训输出贫困劳动力。

　　基层扶贫干部表示，产业和就业是稳固脱贫成效的重要手段，因此，在“背包帮扶”过程中，各地都积极注重产业和就业。

　　今年以来，文山州的未摘帽县广南县加大了县内外岗位信息收集推送，共收集发布用工企业440家，就业岗位三万余个，开展招聘会207场，转移建档立卡劳动力7.46万人。同时，当地建立了失业返乡监测机制，通过扶贫、公安等部门联动，监测失业返乡人员263人，及时转移就业60人，剩余劳动力通过县乡就业岗位、扶贫车间等渠道陆续安置。

　　云南省扶贫办负责人表示，通过“背包式”地开展“百日总攻行动”，全面消除了剩余的44.2万名贫困人口的“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突出问题，贫困户的产业基础进一步稳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可期。（记者 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