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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危难救助法定义务 不构成犯罪

发稿时间:2016-02-24 08:40:11 来源: 正义网-检察日报 中国青年网

  对“女友和母亲同时落水先救谁”的诘问,有人认为应“先救母亲”。理由是子女对母亲有宪法、婚姻法等法律规定的赡养扶助义务,不履行该义务是违反法定义务的不作为,可能构成不作为犯罪,而对女友只有道德上的义务。笔者认为,对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作这样的理解,实际上陷入了刑法认识上的误区。

  诚然,法定义务是刑法不作为犯的重要作为义务来源,而生命上的危难救助也确实为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为相关人员的法定义务。如,警察法第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海商法第174条规定:“船长在不严重危及本船和船上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有义务尽力救助海上人命。”消防法第44条规定:“消防队接到火警,必须立即赶赴火灾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在上述情形中,法律分别赋予了警察、承运人、船长、消防队等主体对相关人员生命上的危难救助义务。这些主体如果不履行这些义务,确实有可能构成不作为犯罪。

  子女对父母是否负有生命上的危难救助义务?纵观我国相关立法,子女对父母的法定义务主要存在于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其中,婚姻法第21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第19条规定:“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等权利。”综上,作为子女对父母法定义务的赡养扶助义务,只是子女对父母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即在生活中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给予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帮助,并不包括生命上的危难救助义务。

  既然生命上的危难救助义务并不是子女对父母的法定义务,就应该将警察法等规定的危难救助义务与婚姻法等规定的赡养扶助义务予以区分。笔者认为,二者存在以下三点不同:一是立法表述不同。前者表述为“应当立即救助”“应当尽力救助”“有义务尽力救助”以及“必须……救助遇险人员”。后者表述为“赡养扶助的义务”“赡养义务”。二是义务内容及其性质不同。前者是以脱离危险为主的人身救助,后者是以经济给付为主的生活帮扶。三是适用环境不同。前者适用于危难情形,后者适用于日常生活。由此可见,子女对父母生命上的危难救助义务只是伦理道义上的义务,并非法定义务,不履行该义务者不一定构成刑法上的不作为犯罪。

  此外,从解释学上看,也不应认为子女对父母负有生命上的危难救助法定义务。有观点认为,刑法第261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构成遗弃罪。根据这一规定,父母在经济、生活、精神上有困难时,子女负有赡养扶助义务,否则可能构成犯罪。那么,通过“举轻以明重”的方式便能推导出,在生命危难之时没有救助父母,也构成犯罪。这样的推理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根源在于忽略了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的明确性。为了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应当是明确的,其中“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是公认的作为义务来源之一。此处的法律来源虽然不局限于刑法,但是其规定形式应当是明确的,而不应当是笼统的或者是推导出来的。刑法第261条只规定了“扶养义务”,并没有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的救助义务。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就应该严格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否则虽名为当然解释,实际上却是类推解释,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不将生命上的危难救助规定为子女对父母的法定义务,是维系“温情”社会关系的理性选择。在法律上,生命具有等价性。在当今“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环境下,生命并不因身份关系而有高低价值之分。在生命陷入危难之时,对于并不负有法定特定救助义务者而言,救助其中一人的行为并不意味着需对另一人的死亡结果承担法律责任。在不能同时救出的紧急情况下,能先救出谁就救谁、方便先救谁就救谁、谁最危急就先救谁……如此等等之救助方案和做法,对于不能被救者固然令人痛心,甚至行为人也确因在救助中存在私欲而应受道德上的谴责或良心上的拷问,但并不能由此要求救助者承担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责任。毕竟,法律上所要求和规定的义务是人们通常能够做到的最低义务,其与站在人性制高点上的道德义务分属“法治”与“德治”的两个范域,并由此带来功能、保障措施和法律效果上的差别。法定义务作为保障法律实施的基本措施,往往采取强制手段予以保障实施,并对违反者予以惩处。而对于超出法定义务范围的道德义务,其作为弘扬社会正能量的重要手段,往往采取诸如“见义勇为”的激励措施予以弘扬,对于违反者通常只是道德上的谴责或良心上的拷问。否则,就会因为功能和保障措施上的错位而势必带来温情社会关系的危机。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父母在自己的子女与他人的子女同时陷于危险境地时,先救出他人子女而未救出自己子女的,实践中从未认定为犯罪,反而是经常予以道德上的褒奖或补偿。

  综上,子女对父母的法定义务只是赡养扶助义务,而并不负有生命上危难救助的法定义务。因此,行为人在其母亲和女友的生命陷入危难之际先救女友的行为,并不当然构成不作为犯罪。那些将生命等价上的“危难救助”视为子女对父母的法定义务,实际上是一个在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问题上想当然的刑法认识误区。

责任编辑:曲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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